，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易琳，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数字化的经济下包括零工经济在内的非稳定就业形式迅速扩张，尤其体现于以外包为主的外卖平台。作为平台经济中的一线劳动者，外卖员的上班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工作稳定性偏低及劳动保障有待完善，总体收入水平不高且有下降趋势。导致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首先是外卖员的内卷即恶性竞争，促使外卖员内卷是平台数字资本为转移自身竞争压力的不二之选。通过把算法融入管理过程，外卖平台掌握了外卖员劳动过程的决策主动权。数字技术的进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但先进的生产力被资本掌握会产生劳动者的相对力量与地位被削弱的可能。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数字化的经济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发展先进生产方式的同时维护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远利益。

  数字经济下，由于零工经济、服务众包、按需劳动等非稳定就业形式被采用，呈现出单一劳动者可以同时服务多个需求端的特点，外卖平台的用工方式就是这里面的典型代表。外卖平台既带动着中国餐饮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外卖员的工作属于把食物等商品从商家手中运输到消费的人手中的环节，是外卖行业中“最后一公里”的执行者。从劳资关系角度研究外卖员的工作环境与劳动过程，既可以深入探究一线平台从业者的生存环境及其影响因素，也可以深化对数字资本积累趋势的理解，思考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驾驭数字技术所释放的生产力和平台经济对稳就业的功能发挥，从而引导和规范数字资本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外卖市场在迅速扩张。中国在线外卖市场主要由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两家企业占据，两大平台的市场占有率约为92%，其中美团外卖以67.3%位居国内第一。2020年中国数字化的经济中包括外卖员在内的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绝大多数外卖员隶属同一平台，外卖员总体收入水平不高。在外包用工方式及平台实行的各种措施下，外卖员的上班时间和劳动强度均有增加的趋势。同时，这类劳动者还要面临较为波动的就业环境和有待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

  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以外包为主，外卖员分专送（即专职）和众包（即兼职）两种。平台通过与餐饮管理公司（代理商）签订配送服务协议，再由餐饮管理公司招聘专职外卖员并按月对其支付工资。对于专职外卖员，平台开发了专送APP供其完成相关专送业务。平台支付的外包费用和餐饮管理公司实际支付给外卖员的工资的差额构成餐饮管理公司的收入。兼职外卖员采用的是众包模式，由外卖员和代理商签订服务协议，送餐时使用专属的众包APP。

  薪酬制度方面，平台对专送外卖员和众包外卖员都采用计件工资，具体计算方式有略微区别。2021年，某平台北京地区的专职外卖员的工资计算标准为：“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众包外卖员的单价则不固定，外卖员每日可在结算后从平台提取报酬。

  根据美团点评发布的相关报告，专送外卖员的收入水平一般高于众包外卖员。其中，56%的专送外卖员的收入在6000—8000元区间，33%的专送外卖员收入在4000—6000元区间，8%的专送外卖员能够拥有9000—10000元的收入。在众包外卖员中，占比最大的是报酬在2000元以下的外卖员，比例是39%，31%的外卖员能获得2000—4000元的收入，收入在4000—6000元区间的外卖员占比18%。

  对于专送外卖员，平台企业会制定每日在线时长的硬性要求，外卖员需要在APP上进行打卡签到，迟到或者早退都会面临罚款等惩罚措施，请假要求受平台严格限制，旷工将受到数目更多的罚款。平台每日都会有一定数额的强制订单派给专职外卖员，在实际在做的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因强制订单过多而导致外卖员日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的情况。有研究曾在2018年—2019年对全职外卖员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此类群体的平均劳动时间呈增长趋势，2018年，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的外卖员占总数的14.6%，2019年这一比例达到39.5%。

  不管是专职外卖员还是众包外卖员，其上班时间被延长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平台未曾设置每日上班时间的最高界限，这便为劳动者工作日的无限增加留有空间。在每日的工作中，除饭点高峰期，订单量的非稳定性常常让外卖员不得不在商家附近等待任务出现，上班时间和等待时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外卖员的上班时间被不自觉地延长。其次，平台会通过设置送单总量排行榜，设置以接单数量为准绳的积分规则和骑手等级制度，激励外卖员自主延长上班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外卖员需要以更加紧张的状态进行工作，导致劳动强度的增加。最后，部分外卖员会把提早结束配送任务、享受休息时间作为高效率完成更多订单的动力。但这不过是表明劳动者可以用较短的时间为平成过去要消耗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休息权利的获得要以平台利润的确保为前提。

  工作日的延长或劳动强度的增加都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结果是剩余价值量的绝对变化。虽然劳动时间延长从而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些范围内可以用增加的报酬来补偿，但超过这个范围，损耗就以几何级数增加，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被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一个可以通约的量。

  外卖员是一个流动性较大的职业群体，由于构成主体复杂，劳动者选择从事外卖工作的原因也较为多样。一项关于北京市外卖员群体的调查研究显示，2018年—2019年，73.26%的外卖员工作年限不满一年，工作超过三年的外卖员仅为调查人数的2.97%。另一项对北京市外卖员的调研指出，在受访群体中，49%的外卖员从业时间只有4-12个月，3个月以内的外卖员占29%。

  在劳动合同的签订方面，即使专职外卖员与各个站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严格履行的情况不多。部分地区还出现多数专职外卖员与外包公司签署的是劳务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的情况，用工企业因而无需为外卖员缴纳社会保险金和支付加班费，也不受最低工资的约束，没有向劳动者提供劳动条件的义务，所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此外，一些劳务公司还会和其他劳务公司合作，进行二次或二次以上的劳务外包，当外卖员和用工企业出现法律纠纷时，民事主体复杂且混乱成为外卖员争取合法权益的阻碍因素。在众包外卖员签署的配送协议中，众包外卖员通常被认定为个体户，平台和外卖员均属民事主体而不存在雇佣关系，双方行为适用我国民法典规制。通过这一些操作，平台和加盟商规避了与外卖员产生直接劳动关系的可能，呈现出“去劳动关系”的倾向，以此来实现降低用工成本的目的。

  目前，零工经济群体“都会存在多平台同时就业的情况，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系的参保条件”，外卖员难以获得包括社保、工伤及失业保险在内的全面的劳动保障，要自己面对意外伤害或失业等风险。

  零工经济自诞生以来，在数字化的经济背景下由平台数字资本家推动而快速地发展壮大。相比于传统稳定的用工模式，“新就业形态因雇佣关系的虚拟化、工作场所的无形化等特点，使许多劳动关系无法用传统劳动关系下的法律体系确定”。对于资本而言，零工经济等灵活就业模式给予企业在不支付足以让工人做满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依然能攫取剩余价值的机会。不管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长多少，或劳动者的从业时间几何，外卖员为平台提供的劳动总是会包含剩余劳动部分。

  外卖员的工作与收入困境，源于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新的控制方式下促成的外卖员间内卷。“内卷”是指“没有发展的增长”，或是一种人类社会内部复杂化精细化程度不断加深，整体却无法更新为新文化形态的模式。“内卷化”已经渗透到社会所有的领域，内卷的实质是在资源总量保持不变条件下，竞争者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化。因此，这其实就是一种恶性竞争，而非促成资源总量增加、同时各个竞争者分配到的绝对量也增加的良性竞争。劳动者之间在劳动时间、强度、效率和报酬等方面的内卷，结果只是有限的资源在不同人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化，资源整体上并没有一点增加，或其增加不被劳动者占有。在外卖员的竞争中，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加剧了内卷，资本在外卖员劳动效率的提高中攫取了大多数好处。

  外卖员的工作与收入现状首先和就业环境息息相关。近年来，由于产业体系调整促使劳动者行业间流动，外卖员的职业准入门槛较低等原因，其数量在逐步扩大，就业竞争也在加剧。与此同时，平台数字资本为确保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通过扩大产业后备军，把劳动者的单次上班时间压缩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以及推广计件工资制度等途径，将竞争压力转移给劳动者。在外卖员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增大的情况下，与平台签订服务协议的代理商为保证劳动力资源的稳定性，普遍采用全年招工的方案推动外卖员的内卷。

  1.技术进步导致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当前劳动力市场向外卖平台提供了大量的“一段时间界限内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或许从原有行业被排挤出来，或者想通过兼职提高收入。随着外卖员数量的增多，外卖员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竞争也在加大。

  外卖员数量增多的背后是该行业产业后备军的扩大。产业后备军由处于过剩状态的工人组成，其规模扩大的主要途径有如下几点。首先，数字化的经济的联动性赋予因地理原因、就业信息渠道狭窄等原本没办法进入别的行业劳动过程的人群以进入该行业的机会和条件。例如2018年饿了么300多万注册外卖员中，77%的外卖员来自农村地区，拥有专科或大学本科文凭的外卖员占20%，超过一半的外卖员为高中或中专学历。其次，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过程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使得社会机械化程度普遍提高，社会分工有了新的变更，一些工人从原来的劳动场域中被更高程度的自动化机械体系排挤出来，促使一定量的资本和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社会资本在推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也为自己在新场所的投资准备资料。而劳动力于行业间的转移可能会让劳动者的局部技能变得过剩，从旧场所被排挤出来的劳动者，因分工而丧失其他熟练工作技能的人，便只能在劳动技能含量低、较为灵活且工资微薄的领域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外卖员的工作属于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要求低，就职门槛低，具备劳动者灵活流动的条件。在国内，要想成为一名外卖员，一般只需要向企业提交健康证明和交付押金即可。出于这些原因，外卖员职业吸收着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不同学历及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者。过去10年，不计其数的资本涌入外卖平台，产业后备军对于资本而言属于绝对从属关系，为资本增殖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从而确保资本拥有足够的弹性，在不受人口增长的自然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积累。表面上，劳动者选择从事外卖工作是自主决定的结果，实际却大多是产业体系调整下的被动之举。

  2.利用算法使最短劳动时间取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至少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完成每项工作，才能确保所属企业不被淘汰。企业以相应的效率进行单次任务的劳动耗费，不仅涉及所能利用的生产条件，而且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及劳动熟练程度直接相关。由于市场交易的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一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若个别企业的劳动耗费高于中等水准，那么超过中等水准的劳动量就得不到补偿，企业成本也会升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各部门相互竞争的机制。在外卖领域，如果某个平台能够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完成每项任务，外卖员可以在同等的时间内送更多的单，就会为平台带来额外的利润。反之，如果外卖员每送一笔订单的时间都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平台的利润就会因此相对或绝对地减少。

  这就表明，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调整外卖员的配送时间，让外卖员的劳动以社会平均的强度和熟练程度进行耗费，是关乎外卖平台根本利益的要素。在实际运营中，外卖平台利用数字技术严格追踪劳动者的配送时间是不是具备进一步缩小的条件，如劳动工具的改善、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等等。有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不同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间都呈缩减的趋势。在2016年到2019年期间，某外卖平台曾进行三次送餐时间的调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高时限从2016年的1小时压缩至2017年的45分钟，2018年压缩至38分钟。这不是该外卖平台的单独现象，2019年，中国在线外卖行业订单平均配送时间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外卖员的劳动时间被强制缩短，导致外卖员劳动压力增大、劳动强度增高，被迫找各种节约配送时间的方法。

  3.计件工资成为工资的主要计算方式。比较国内外卖平台的薪酬制度，计件工资是外卖平台的主流工资制度。计件工资之所以被外卖平台大范围的应用，不仅因为这种制度可以更好地适应灵活用工模式下，外卖员流动性较大，外卖员的上班时间与工作地点较为多变等特点，而且还因为这种制度在辅助平台管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方面，具有其他工资制度难以替代的优势。